所谓中学西进，意谓一种当代原创的中国哲学、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反过来向西方传播，且在一定程度上被西方接受、甚至为西方所主动寻求。

质言之，这种体现在我们身上的通、动、醒、发、觉，并不是我们之主观意识、个人思辨所营造的境界，不是个人呼风得风、要雨得雨的随意支配的主体感受，而是我们浑然中处于天地万物之中仰观俯察，与天地万物声气相通、共感同振之生存体验。恻隐之心这一基本情调启示出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生存结构，这个生存结构是一共处、共享与共属的结构。

故仁，专言则包四者，是个子。乍见表现了事件发生的突然性。而慈悲（com-passion）中的passion源自拉丁文pati，其义亦是受苦。[7]《上蔡先生语录》，1985年，朱熹编，中华书局。换言之，没有恻隐所敞开的一体相关的共同体意识与感受，羞恶、辞让、是非便无从发生。

（孙周兴，第8－9页）虽然海德格尔并未明言，不同的基调自然会有不同的存在开显性，此在也会以相应的方式觉知到他自己，但毫无疑问，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他把儒家的恻隐之心解释为通个体性，并称：我们在各自的深处，通过我们所共有的这个生存境遇，不断地在交流着，我们都‘通接其上，我的行动是因为我们这个共同之生存在他人那里遇到了威胁而发起的。③全面的回应性的融通，最终进入对本源性思想视域的追溯，即在当下共在的生活情境的渊源上重建中国哲学，以解决当今世界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近代、现代、当代是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其所伴随的观念转型时代为再创时代。直到今天，几乎全部现代中国学术其实都是某种或明或暗的中西比较，其主流也几乎总是西学东渐的宗旨——由西方来改造中国。最后需要拿出货色来——精心建构起某种当代原创的中国哲学。这样的存在观念、生活观念，乃是当代原创哲学的渊源所在。

[②] 但即便狭义的中国哲学，在现代也与西方哲学发生了深度缠绕，其背景即所谓西学东渐。但须注意，这里所说的生活所指称的不是任何存在者的存在、任何对象的存在，而是存在。

[⑦] 黄玉顺：《反应·对应·回应——现代儒家对西学东渐之态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例如，笔者建构的、作为中国哲学的一种当下形态的生活儒学[25]，之所以腹背受敌——西方哲学研究者说你那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研究者说你那是西方哲学，其缘由就在这里：这里没有中西对立，或者说是超越了中西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时他们也指出孔教、三纲、五常等等为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21]《老子》：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3]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见《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版，第68页。这同样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当代原创的哲学。当下性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可有两种理解：一是广义的，包括狭义的中国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等，但其意义决不仅仅限于所谓（西方）哲学在中国（philosophy in China）[①]。他们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所以他们的维新政纲到后来失败了。

[⑧]《周易》：《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然而，如果言重一点，西学东渐的实质是要用西方文明来消灭中国文明。

中国哲学学者所能为者，就是自觉地创造一种当代原创的中国哲学。终极的形而上者要么是哲学中的本体，要么是神学中的上帝。

[13] 假如我们承认这个描述，那么，事情就与海德格尔的想法相反：哲学形而上学乃是无从逃避的，因为：不论是知识还是伦理，都是存在者的事情，因此，事实上，从学理上来讲，不论是关于人类社会的伦理，还是关于自然界的科学，都需要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陈述：存在者整体（the beings as a whole）或者存在者之为存在者（the being as being）。但就其思想方法而论，却是并不透彻的，只看到中西对立的一面，而看不到中西统一的一面。他们苦心苦口的提倡维新，也正如萨（孟武）、何（炳松）诸先生们的理想，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后，中国本位依然存在，于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当然，中西对立在一定意义上是近代以来的一个历史事实。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

他们的失败是萨何诸先生们在今日所应该引为鉴戒的。崔罡主编：《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第四章论当代儒学的‘生活论转向——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思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生活儒学讲录》，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但是，总体而论，现代性、现代化不过是一种我们目前暂时无可逃逸的生活方式而已，它是价值中立的，需要不断的反思、修订。形而上者必须有本有源地、原原本本地出自我们从当下生活中获得的生活感悟。

[37] 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见海氏文集《路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5、57-58页。[25] 关于生活儒学，参见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其实，王船山早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种观念：性日生而日成。现代中国学者对于西学东渐的态度分为三个递进的阶段：形下的反应性的吸纳。

其中有些客观条件，例如中国综合国力的继续提升之类，并不是学者所能为的事情。[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才并不仅仅是表示读音的声符，也同时是义符。形而下学基于对存在者的划分，庄子谓之打破浑沌（《庄子·应帝王》[36]）之后的物际（《庄子·知北游》）、即存在者之间的界限。

3、重建形而下学在范畴表的基础上，我们对所有存在者加以进一步的划分，成为知识论及科学研究、伦理学及道德建构的基础，成为所谓形而下学（post-metaphysics）的依据。但这里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不再是西学东渐——由西方来改造中国。

[14] 这里的传统存在论即形而上学。这是对许慎《说文解字》的一种修正。这就是说，作为当下的存在，其实就是生活。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33]，这一点就很明朗了：作为本体的主体，其实是人的主体性。

今天，西学东渐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历史。我以为，这就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中国学人的历史使命。

[34] 王夫之：《尚书引义》，中华书局1976年版。人们常举的一个简单例子：我们不能判定使用筷子进餐和使用刀叉进餐哪一个更文明、更进步。

②转型时代[④]，即晚清以来、所谓近代以来，西学却对中学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学东渐，意味着容闳所说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种扩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础。